我是出生在台北南昌街的中壢客家人，但從小學開始，中學、大學，一直到出國念書，我都在台北西區的苗圃、崁頂（植物園附近，原漳州街，今汀洲路頭）一帶長大。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初，這個台北市的角落是典型的勞動階級和移民集中地，有福佬人、客家人，也有外省人和他們的原住民配偶。用現在的話，可說是四族共和（存）。

　　雖是四族共處，每天也有超過四種以上的語言在耳邊交雜，但都屬於同一個階級：沒什麼錢的人。彼此相處起來，因為不必比高低，所以也沒有什麼好計較的。語言和習慣差異造成的誤會和笑話常有，但權與錢的衝突或矛盾卻很少發生。

　　現在回想起來，我還蠻懷念50年前那段在南機場附近的日子。那20多年的生活點滴，平凡而實在，包括吃的回憶也是如此。我對中小學時代吃什麼，沒什麼記憶，只想到常吃地瓜飯。到了高中和大學我才有多一些吃的記憶。那段歲月裡，大多在家裡吃，附近稱得上餐廳的根本沒有，至多是幾家小吃店或流動攤販。所以我在兒少青年時代吃的記憶算是平淡無奇，但卻很讓人知足。

　　我們是客家人，所以母親的家常菜中，偶爾有幾道客家菜輪流應景和解鄉愁，如肥豬肉筍乾、鴨紅炒韭菜、梅干扣肉、鹹菜豬（雞）肉湯和鹹湯圓。但印象中，小時很少聽父母親特別談客家菜。這恐怕跟我們是旅北的移民有關，總要適應客居地的食材、作法和口味，所以我們家的吃可算是很雜，至少是客家、福佬、外省「三族口味共桌」。但不管怎麼混著吃，都不外乎「家常」、「省錢」、「下飯」這三原則。

　　我印象比較深的是日治時代留下的早餐（醬菜）車鈴鐺聲，下午的外省老鄉騎腳踏車賣山東大饅頭、大餅、槓子頭的濃濃鄉音叫賣聲，還有近深夜時分，賣肉粽的那種拉長了調子的親切聲。這三種跟吃有關的聲音記憶，至今仍在我耳邊久久不去。

　　母親常做的「三族共和」家常菜還算多樣，大概不外乎是樸素的三菜一湯，炒青菜總是最大盤。福佬人的蔭鼓蚵、紅燒肉、菜脯蛋、炒米粉、白切肉、蔭瓜雞湯，或是外省人的水餃、麵疙瘩和不同滷味也會上桌。

　　在家吃飯是常態，很少外食。所謂「上館子」更是少有的經驗。倒是早上到外面買豆漿、油條、飯糰，或是高中、大學時夜深到外面巷口麵攤吃陽春麵加滷蛋、豆干、海帶，就是一種外食的享受了。另外一種外食的享受是小時候跟著父親或母親走路到艋舺的萬華戲院、大觀戲院看電影後，在龍山寺一帶飲食街或路邊攤吃彰化肉圓、花枝或肉羹湯。因為是艋舺，那邊賣的全都是福佬小吃，外省菜幾乎見不到，當然也沒有客家菜。

　　1970年代以前，我們在家吃的都是我母親不知道從哪裡學來的「三族共和菜」，現在想起來還很懷念那種平淡中的幸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