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2012年在希臘的一場國際會議上，一位英國博士生發表一篇「衣索比亞的咖啡觀光潛力」(「Coffee Tourism Potential in Ethiopia 」)的論文，討論世界咖啡發源地的衣索比亞利用這項重要的食物資產推展成觀光活動的可能性；而2014年在西班牙巴塞隆納舉行的國際會議上，來自世界各國的98篇論文發表，全部將重心擺在「美食觀光與食物遺產」議題。

「食物(美食)觀光」(Food Tourism)一詞自2000年之後如雨後春筍般成為觀光領域之學者研究的重要議題，世界各國的觀光產業也確實陸續實踐。而台灣除了近年來興起的「從產地到餐桌」為主要核心的美食之旅、地方美食節外，還能有那些美食觀光規劃的想像空間？

 

以食材產地為基礎發展的美食之旅

「從產地到餐桌」的主題之旅目前在台灣相當熱門，筆者本身負責的台灣慢食協會也曾經舉辦過烏來的「台灣在地的飲食實踐」、台中的「大雅小麥‧台灣好麵之旅」等活動；另外台灣地方政府也多針對地方性食材辦理地方美食節，如屏東黑鮪魚季、花蓮曼波魚美食節等，但這些活動多由台灣的NGO組織或是地方政府規劃，主要動用公務部門的資源，卻也成為地方政府的一項政績。

不同於台灣，在澳洲大多由食材生產者直接規劃籌辦，並邀請社區其他生產者或廠商共同參與。我曾經參加2016年5月由Pine Mountain橄欖農場舉行的橄欖節(Olive Festival)，橄欖農場主人同時號召附近的相關生產者或食品供應商一同參與。農場主人除了帶領前往的觀光客參觀產地、介紹當地的橄欖種植與橄欖油製造外，也提到當地的市場分析，並回答現場民眾對於橄欖油的疑問。

另外一次參與的是在2016年的耶誕節前夕，由TOMMERUP牧場自行辦理一年一次的產地美食之旅(a gourmet in gumboots Christmas on tommerup's dairy farm)。牧場參觀解說需要繳交一人澳幣20元(約新台幣500元)的入場費，活動除了體驗親自餵食放山雞、羊群、牛群外，農場經營者也解說飼養牛群、生產牛乳的過程，讓參觀民眾能夠了解整個牧場的經營內容，現場也邀請附近的食品供應商一同參與，並推廣當地社區「吃在地」(Eat Local)的活動理念，農場主人Kay說：「在他們社區有一座餐飲學校，因此如果參觀的民眾有興趣參與「吃在地」的活動，他們會跟學校結合，由Kay他們與鄰近其他食材生產者共同提供食材，請學校負責烹煮的工作，讓「吃在地」這件事能夠真正實踐。」

    

以社區組織為基礎發展的美食觀光

最近在澳洲引起話題的Urban Food Street，則是由陽光海岸城市(Sunshine Coast)的居民Duncan和Caroline於2009年在自家社區發起，鼓勵社區居民參與，一同在當地社區的路邊種植蔬菜與水果，讓社區的植栽都成為可食用的植物。由於社區居民都可以自行免費摘取自己所需的蔬果，數年下來，已形成社區一項特殊的景觀與特色，後來竟能吸引觀光客前往朝聖，傳聞也提到當地的房價因此上揚。後來這個社區組織之後也組織商業型的諮詢小組，提供澳洲任何有興趣的社區這項know how，而slogan便是「我們與社區一同成長」(we grow neighborhood)。

不同於上述的社區居民參與，FishLane美食節(FishLane Festival)卻是由布里斯本市中心一個社區的10家餐廳聯手舉辦的一天美食節，強調的是Fish Lane這條巷子的酒吧文化。由業者所在社區主導的美食活動，能夠充分展現業者經營的核心靈魂，雖僅靠自己的力量，卻吸引當地大批民眾的認同與朝聖，也讓在現場的我著實受到震撼。這項美食節讓我回憶起曾在2008年參加的Caxton 海鮮美食節(Caxton Seafood Festival)，其實同樣是由Caxton Street社區組織(The Caxton Street Development Association)與當地餐廳共同企劃的美食活動，目的則是在強化這條街聚集的餐廳所展現的海鮮文化。

2016年12月16日，台灣慢食協會與國際慢食協會草山分會的成員在陽明山竹子湖參與了一場別具意義的「品米慶功會」。會上除了享用成員親自參與插秧、除草、收割，花了一年時間栽種的「台稉九號」米，更特別的是品嘗到了「竹子湖蓬萊米股東俱樂部」股東會班長陳永如先生和「磯小屋」義工悉心復育成功的「中村種」米飯。「中村種」是蓬萊米育種史中寶貴的最初普及種，在台灣蓬萊米發展史中具有重要象徵意義。

竹子湖自1976年停耕稻作後，近年來已發展成為台北近郊觀賞海芋花，品嘗野蔬、放山雞的休憩勝地；然而，鮮為人知的是，竹子湖也是日治時期日人在台推行蓬萊米的重要根據地。

日治以前，台灣原來栽種的稻米品種為硬質米秈稻種，即俗稱的「在來米」。進入日治時期以後，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在台推行「產業振興殖民政策」，起先以振興糖業為努力方針，之後因日本國內糧食嚴重短缺，米價高漲，遂改變原先振興糖業政策，將米作振興視為獎勵重點，希望台灣成為日本母國的主糧供給地。但原來栽種的「秈稻」煮成的米飯口感乾鬆，黏性差，風味淡，不符合日本人的食米習性，為了提升日本社會對台灣米的接受度，並增加產量解決米糧嚴重短缺的問題，除整建埤玔改良工程，確保稻作水源，更大規模進行稻米品種改良。

在米種改良初期，應該就台灣本地在來米種（秈稻）進行改良？或直接引進日本米（稉稻）育種？兩派意見爭論不休。日本稉稻自從1896年首次引進台灣之後，先後引進各類品種試作，但育種成效都不理想，因此府內官員下令不獎勵稉稻育種，確立「在來米種改良事業」政策。然而，經過多年的種苗改良，在來米在收穫量雖有長足的進步，卻受限於口感、風味及營養無法達到日本市場的需求，終於在14年後，由當時的台灣總督伊澤多喜郎廢止前令，轉為致力於在台改良試作日本稉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