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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看到臉書上有急診室醫生疾呼,大家可不可以不要在疫情嚴峻的時刻挑戰自己的廚藝,「你們以為急診室醫生都在忙採檢嗎?不是,是忙著縫大家的手指頭。」

 

趕鴨子上架的居家自煮

將近兩個月的疫情期間,在有限空間裡,跟生活最相關的就是吃跟睡,許多經常外食的人改變了生活習慣,居家自煮次數變得頻繁,一天三餐、粗估50天就有150餐,人們在社群平台上,原本多PO與自己生活習習相關的事,這下子開始改PO自家餐桌、自己做的菜,特別是那些平時不常做菜的人,因此會切到手指自然不意外。

臉書上有一個擁有21.8萬成員的「婦仇者廚房」社團,大家分享做菜失敗的經驗,讓原本很懊惱反而變得很歡樂。然而我仔細觀察,我在臉書上看到朋友分享的日常食物是「非典型」或「類成功」,與婦仇者廚房的概念不大相同,非典型是指它並未失敗,仍具有可食性,只是非在大眾公認成品的範圍裡。

我所從事的美食採訪工作,美味與否倒是其次,端到我面前的食物都已經是具可販售水準的成熟商品,有些甚至可稱為作品,基本上都是被多重過濾過的。因此當我看到許多人,其中不乏知名男性,願意把非典型食物照片公開時,我有些詫異。

社會對男女或許仍帶有部分性別標籤—女性會煮菜是理所當然、男性無論成品如何,光願意煮菜就值得肯定,某種程度展現正面形象,這相對帶動男性願意主動PO照。其中一位男性友人告訴我,「女性做菜被賦予較高的評分水準,男性沒有門檻,因此當自己從零分進步到20分,就覺得好棒,想跟大家分享。」

 

非典型食物照獲得更多迴響

知名律師呂秋遠端出了「香菜百香果慕斯」,其他還有一些家常菜,他大方地告訴我,就是要大家知道律師做菜也不過爾爾,大家就更有做菜的信心。另一位副教授謝仕淵則是端出了發酵不完全的麵包照,他是廚房高手,不過疫情期間大概是煮膩了,想挑戰麵包,卻達到我定義的「非典型」狀態,他說吃起來介於麵包與餅乾之間,有點像年輕的老麵團,「碰到發酵這種近乎神秘主義,是一場悲劇啊!」

我一位攝影師朋友則每天PO「吐奶拿鐵」日記,在臉書上分享他練習咖啡拉花的歷程,常見難以辨識的奶泡,偶爾出現幾乎成形的成果,大家替他高興,然而隔兩天後又回到原貌,他自我調侃地寫出:「我今天拉的是公雞胚胎,長大後形狀就會更好辨認了。」他並不因此感到壓力,他說:「同一個食物,不斷不斷地練習,就會越來越精進,成就感很容易看見,不安定感就被療癒了。」

另一位女性朋友讀哲學的先生,做出了有象鼻造型的杏鮑菇與香菇,自有一套如星象般排列方式。朋友告訴我,他先生做菜從不參照食譜,然而對烹飪有一套合乎邏輯的見解,如他認為在杏鮑菇身上割刻痕可以更入味等。而他先生做菜的動力,大概就是他妻子不斷讚美他,並將菜色拍照PO在臉書上分享「我老公做的菜好好吃」。

有位男性友人煮義式培根蛋黃義大利麵(Carbonara),一次因為溫度過高,煮成了蛋花麵,他很擅長做菜,難得搞砸而PO上臉書,他告訴我,比他過去成功的美美食物獲得更多迴響,還有很多人分享煮成功的小秘訣,讓他收穫良多。

我回想過去見過的大廚作品,很多令人讚嘆的創意,但也不乏有些是從醬汁、擺盤、食材,仿效同業的經典作品而來,我曾經在七、八家不同法式餐廳吃過相似同一道菜色。而以粵菜來說,楊枝甘露、流沙包、龍蝦泡飯、稻草牛,這些也都是從香港流行到台灣來,避免菜式走向僵化,廚師們或許可以向這些素人們學習,找回原創的態度跟勇氣,不一定完美,但絕對有自己的風格。

開香檳! 我們在社交場合中常聽見這句祝詞。香檳,意指來自法國東北部同名省區香檳區 (la Champagne) 的氣泡葡萄酒 (vin effervescent)。在台灣琳瑯滿目的進口葡萄酒裡,香檳的數量不多。

根據法國香檳同業公會(Comité Interprofessionnel du Vin de Champagne;簡稱CIVC) 的年報,台灣在2019 年進口約49萬6千瓶,外銷金額1380萬歐元(合台幣四億八千三百萬元左右)排行第26名 (前五名依序是美國、英國、日本、德國、義大利;日本是亞洲最大市場,進口約143萬瓶,外銷金額三億五千五百萬元左右)。筆者多年前曾任教大學餐飲管理系的葡萄酒賞析課程,每逢試喝香檳的課堂上,必座無虛席。學生熱愛香檳的「聲音」,開香檳時軟木塞衝出的「啵」聲,以及倒香檳時金黃氣泡撞擊杯底的「吱」聲。香檳的魅力可見一斑。

 

酒文化的地緣政治

香檳在台灣畢竟還是奢侈品。今年五月底台灣疫情嚴峻時,有立委擬降香檳關稅,因為香檳不是日常必需品,遭質疑防疫期間「何不食肉糜」。不過,我駐法代表力挺,表示台灣對法國香檳稅的徵收高於鄰近國家,調整關稅有助於台法之間的貿易關係與合作。

無獨有偶,在地球另一端的俄國,也跟香檳有糾葛。普丁政府於七月初通過新法,規定即日起只有俄國廠商生產的香檳氣泡酒,才可以使用香檳的俄語名稱Шампанское。換句話說,法國香檳仍可維持標籤上的法語champagne,但如果在俄國上市,商標內容一律只能以俄語的氣泡葡萄酒Игристое вино稱呼。俄國官方隨後宣稱,希望這項保護政策能夠帶動俄製氣泡酒的商機和聲望。

可是,香檳不只是一個地區、食物、商品的名稱,更是一項文化資產。法國香檳區的葡萄園丘陵、酒莊的廠房和地窖等景觀、企業、以及工藝於2015年獲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化遺產。因此對法國而言,俄國大舉挪用香檳名稱,加以法律化的舉動,不啻是羞辱和挑釁。

羞辱,因為正宗的香檳,竟被迫改名字;挑釁,因為象徵法國的香檳,要屈服他國。

 

史達林與蘇維埃香檳

俄國與香檳的歷史可溯源到十九世紀,莫斯科貴族是法國香檳的大客戶,甚至有專屬的客製化口味和裝瓶。在當時,知名酒商Louis Roederer家族是香檳全球化的先驅,1876年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設計經典的「水晶香檳瓶」 (cuvée Cristal)。之後,Roederer家族在1896年創立南俄羅斯葡萄酒協會,以黑海西北岸、烏克蘭的港灣都市敖得薩 (Odessa) 為生產中心,直屬品牌Henri Roederer 與 Odessa氣泡葡萄酒,目前在當地市場還有一席之地。

俄國的香檳在地化,除了法國商人直接進口或設廠生產,跟獨裁者史達林也有關。

當時俄國的香檳山寨版, 又名 「蘇維埃香檳」(Советское Шампанское),始於史達林統治時期(1922-1953)。1928年試驗,1937年由政府開始量產,類似台灣從前的公賣局制度。史達林愛喝氣泡酒,試圖平民化這款過去被視為權貴的酒飲料。在歷史學者Isabelle Clarke 和 Daniel Costelle執導的紀錄片《末世紀之史達林傳》 (Apocalypse: Staline ) 當中,就有幾個片段描寫,在正襟危坐的全國大會裡,史達林在台上喝蘇維埃香檳像開水般地輕鬆自在。

同是香檳,那麼俄國Шампанское 跟法國champagne差異在哪?俄國香檳的是由阿里哥蝶 (aligoté)、夏多內(chardonnay) 這兩種釀酒葡萄作為基底,跟法國香檳以夏多內 (chardonnay) 、皮諾莫尼耶 (pinot meunier) 、與黑皮諾 (pinot noir)等葡萄品種為主不一樣。

俄國香檳的產區分佈現今的俄國、白俄羅斯、馬爾地夫、烏克蘭等地。俄國香檳的製作極為有效率,在酵母和葡萄酒中的糖分在一系列裝有橡木片或其他材料的大桶內循環等待起泡,二十四小時後立即壓填裝瓶。不像法國香檳需要陳放許久的二次發酵。

俄國的強人政治跟香檳一直脫離不了關係,二十世紀的史達林想把香檳去貴族化,二十一世紀的普丁更進一步,積極要把香檳國族化。

 

歐盟裡的「一個香檳」政策

社會學者Michaela DeSoucey在〈美食國族主義:歐盟食物傳統與正宗性政治〉(Gastronationalism: Food Traditions and Authenticity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Union) 提到,歐盟地區食物的產銷非常重視「地理標誌」(geographical indication)。「地理標誌」是一套結合地方認同與法律效力的認證,一種具有特殊地理來源,並擁有因為該來源地點而獲得的品質或聲譽的標記。目的是對於有地方特色的農產品和工藝品,以產地名稱來命名它們,進行保護和提高它們競爭力。

「法定產區」 (Appellation d'origine contrôlée) 即是「地理標誌」的實踐,一套具有強烈法律效力的農產標誌。它成立於1935年,意在區分和保障不同產區裡的食物品種,與其生產方式、種植方法、面積產量。「法定產區」是受到歐洲聯盟和世界貿易組織保障的產銷機制,同時代表一種市場秩序。香檳的商名已經在120個國家受到保護,俄國政府公然帶頭侵佔法國香檳的商標權,挑戰歐盟和世貿的意味非常明顯。

香檳在疫情前(2019年)全球產值高達50億歐元,約台幣1750億元,外銷二億九千七百六十萬瓶,分佈全球190個國家,是全球最有價值的「法定產區」葡萄酒,市場平均價格也遠遠超越其他品項的氣泡葡萄酒,如法國本地的里莫 (Limoux) 與克雷芒 (Crémant)、西班牙的卡瓦(Cava)、義大利的藍布魯斯科(Lambrusco) 與阿斯蒂(Asti) 、或者德國與奧地利的塞克(Sekt)。

法國有三大捍衛香檳產銷權益的組織,香檳酒同業公會(Comité Interprofessionnel du Vin de Champagne)、香檳酒農總工會 (Syndicat Général des Vignerons de Champagne)、香檳酒莊聯盟 (Union des Maisons de Champagne)。其中CIVC是管理香檳市場最重要的機構,舉凡「法定產區」的審核與使用、葡萄的收成日期和販售價格、以及香檳的釀製數量與交易模式等。

2020年是慘澹的疫情年,沒有過多的節慶,餐廳、旅館、酒吧停業,加上國際旅遊停擺,香檳銷路大停滯。各酒莊倉儲壓力大,CIVC一方面調節出口數量和倉儲空間,另一方面擬定新一季的戰略,例如葡萄園每公頃的採收量。

CIVC不僅是推廣香檳的經營者,也是捍衛香檳品牌的仲裁者。時尚精品YSL(Yves Saint Laurent)曾在1993年推出一款叫作「香檳」的香水,香檳酒同業公會向巴黎法院提出侵佔商標權勝訴,YSL被迫下架相關商品。當時的法國商業報《迴響報》(Les Echos) 轉述判決書:「YSL希望藉由香檳產區的聲望來創造吸引力的效果,它就是一種寄生的模式,轉移了只有香檳區的酒農和酒商才能利用該名稱的名譽。」

香檳酒同業公會的保名運動範圍非常廣,不僅對大廠牌,也跟小鄉鎮打交道。位於瑞士西北方,一個靠近納沙泰爾湖區 (Lake of Neuchâtel) 的小鎮名字跟香檳一模ㄧ樣,也叫Champagne,更巧的是也產葡萄酒。在香檳酒同業公會的抗議下,香檳鎮的葡萄酒自2008年開始,不能冠上自己的鎮名,而是叫作C-ampagne。香檳鎮多年來爭取正名,仍難挽劣勢。身為歐盟一員的瑞士順從「法定產區」的遊戲規則,只承認「一個香檳」的政策,也就是法國香檳省區,而不是自己國家裡的香檳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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