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農委會及僑泰興麵粉場的統計顯示，我國稻米的消費量從1972年的每年每人平均消費量133.52公斤，下降1984年的84.4公斤，到2011年更減為48.06公斤。反觀小麥的每年每人平均消費量，則從1972年的27.10公斤，增加到目前的45公斤，遠高於日本農林水產省統計日本2009年每人平均消費量的31.8公斤；顯示我國麵食產業有逐漸擴大的趨勢。臺灣對麵食的需求喜好，有益於拉麵餐飲經營，對日本拉麵業者來說是個機會。
拉麵普及三階段：製麵機技術、廉價麵粉、餐飲連鎖化
拉麵品牌升級與海外拓展
進入80年代，根據翁玲玲的研究拉麵開始從「快點、快吃、快付錢、快走」的速食餐飲走向文化化。1983年的《美味大挑戰》引發思考地方飲食與小吃的價值，拉麵也在這時開始受到注目。之後拉麵也經常出現在平民電影如《茶泡飯之味》《秋刀魚之味》和《男人真命苦》等作品中。1985年之後，以拉麵為主題的電影與《蒲公英》，以及出版作品開始問世。根據筆者的研究，在同一年代，開始出現年輕的日本廚師投入拉麵研發，開創出具有主題性與特色性的新一代拉麵連鎖店。
「八番」與「味千」的設立及海外拓展年代，分別早「一風堂」和「花月嵐」約十五到二十年。前者經歷過講求快速簡單的速食時代；後者則是強調廚師的開創與手腕，「一風堂」更是以「打造一個女性喜歡的用餐環境」作為初期訴求，打破日本傳統認為拉麵等於男人飲食的形象。
「八番」和「味千」所擁有的海外店舖遠高於後進晚生，前者集中在泰國，後者則有八成左右的店舖在中國大陸。這兩個品牌都曾在90年代進駐臺北及北京，不過最後都轉戰其他市場另闢蹊徑。
以味千為例，來自高雄美濃的華僑重光孝志在日本市場逐漸邁入成熟後，便準備進行海外銷售。當時他走兩條路線，第一是1994年和台灣的親戚合作，以直營方式在台北開設熊本味千拉麵；第二是，1995年供應華僑在北京開設麵店，店名取為「面愛面」，故為單純供應關係。不過這兩條早期的海外拓展路線最後都歃羽而歸。前者為直營模式卻無法維持品牌的飲食標準，故在維護品牌價值的考量下結束經營；後者則是經營者的海外經營手法不夠成熟無法支撐長期經營所致。
經營代理人理論在海外市場的重要性
味千的首度海外拓展失敗後，重光孝治對於海外經營更加慎重，最後在熊本縣廳的牽線下，與香港經營食材貿易的潘慰女士相識。雙方多次相互瞭解後，重光孝治認為潘慰的食材經驗及對品牌的追求態度是區域代理的極佳人選；而潘慰也認為熊本味千拉麵是她從食材貿易拓展到餐飲界的最佳選擇。原因是，熊本味千拉麵當時已經在日本品牌化，而日本的飲食品牌形象可以符合香港中產階級的外食需求。為了長久經營熊本味千的海外市場，潘慰取得重光孝治的信任，雙方簽下條件相當優厚的「永久香港與中國大陸市場的經營權」。此後，自1996年起，潘慰開始配合重光產業，在香港地區開設熊本味千店面，隨著市場擴大，更在深圳與上海開設工廠，連同生產線一同植入大陸市場，提供店面所需。
四家日本拉麵連鎖店，都有不同程度的「經營代理agency」角色存在，不管是合資或是正式代理型態。比較前後兩代的品牌，後進的「品牌擁有者owner」主導性較強，對於原品牌的整體呈現概念也比較清晰與堅持。四家品牌中，熊本味千拉麵的海外拓展時間與規模較為龐大，同時其在2007年又由本公司直營方式重新進入臺北市場，味千的經營經驗可作為觀察日本拉麵在海外普及的參考。
潘慰開創新時代的拉麵飲食定位
潘慰在將熊本味千拓展到中國大陸市場時，主要面臨兩大困境；（1）中國向來有長久麵食傳統，在家製麵吃麵已經是日常飲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加上外食麵攤和麵店所提供的都是廉價的麵食選擇，如何將高成本的日本拉麵導入中國市場是個難題。（2）做為區域代理，潘慰和團隊同時也面臨其他更具資金和品牌能力的日本拉麵廠商競爭，因此迅速拓展並在中國建立品牌的壓力也是她必須迅速面對的問題。
為了解決上述的問題，潘慰融合三大經營能力與優勢做為策略：第一是強化向日本學來的生產標準化，力求食材供應的確實；第二是以在香港所累積的人才做為主幹，迅速提供店舖經營所需的人力和培訓。在前兩項準備條件確立後，以此為基礎發展第三策略：堅持以直營方式推廣休閒餐飲消費模式，改變拉麵迅速飲食的印象，讓日本拉麵成為可久坐，同時提供多樣化中日飲食選擇的餐廳模式。其中多樣化的中日餐飲選擇最受注目。
潘慰發揮獨自的經營判斷力以及食品的創造力，讓味千在香港大陸以超脫拉麵店的形象出現。多樣化的菜單組合，以及複合式休閒餐飲的經營模式，還有華人網絡的長期信賴跟委任經營思考，讓原本大量複製的連鎖經營束縛鬆綁，取而代之的是日本拉麵產業一直存在的「創造性」與「多樣性」優勢。
味千拉麵在中國引發了另一種不同的日本拉麵形象和社會定位。由於經營團隊的策略設定，使得熊本味千所代表的日本拉麵品牌以時尚的休閒飲食概念模式迅速導入中國大陸，讓日本拉麵在中國的定位脫離庶民麵食，轉而成為中高端的文化和休閒飲食。
儘管味千拉麵在近年來中日情結衝突及食品安全疑慮中存在些許經營的爭議，不過從其在日本與中國大陸的發展過程中可以見到，飲食的經營單位或是經營團隊所領導的生產技術、經營模式改革、以及經營策略的設定可以影響飲食在市場國家中的定位以及普及化，進而顯示出不同的認同差異。這都是往後進行飲食的社會文化研究中不可小覷的地方。
